2017年2月22日下午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于文渊楼269室举办了第三期学术座谈会，此次座谈会的议题为：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出席座谈会的代表有来自英语专业、大学英语部和日语专业的教师，共9人。大家围绕上述议题展开了讨论。

会上，有的同志就翻译史进行了简单的回顾，就一些重要的翻译理论及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有的同志认为：

我国有近2000年的翻译史，翻译理论研究的历史有将近1800多年。在漫长的翻译实践活动及翻译研究的历史进程中，诞生了大量的翻译文献，其中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调研报告等，还有难以计数的科技类文献，如论文、论著、实验报告等等，还有无数杰出的翻译家、翻译理论家。翻译家们以其深厚的汉外语言文化修养、丰富渊博的各科知识理论及高超的翻译技巧为不同时代的读者奉献了一部部、一篇篇翻译实践文献资料，理论家以其对中国、外国古代哲学、文学理论的深透把握以及扎实丰厚的翻译实践功底提出了一个个充满睿智、见解深刻、对翻译实践富有指导意义的翻译理论主张。

就翻译理论而言，有东晋•前秦时高僧道安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主张，唐朝玄奘提出的“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见解；近代有梁启超提出的译书“三义”说，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思想；现代有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钱钟书的“化境”说；当代有许渊冲的“扬长避短，发挥译文语言优势”，诗歌翻译“三美”论。国外也有不少杰出的翻译思想，如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尤金•奈达的“等效翻译”，等等。

以上这些理论观点都是翻译理论家们根据翻译实践所提出来的，主要是用来对翻译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性的。近些年来，翻译理论研究呈现出一种跨学科研究的态势和趋向。学者们倾向于从中西方丰富的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思想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来探讨翻译问题，这样的研究将翻译研究的面大大地拓宽了，将翻译研究的深度也加大了。通过学者们的研究，我们发现，翻译研究并不是局限于汉外两种语言文字的表面性的对比、转换、移译上，它还涉及到中外政治、历史、文化、文学、哲学等各方面的内容。学者们的这些研究为我们的文化知识学习、外语教学、外语翻译都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指南。

翻译研究中，尽管翻译家灿若繁星、理论观点可谓纷然迭出，但翻译理论研究一直没有能自成体系，翻译学这门学科一直处于建构当中。近些年的跨学科研究对翻译学的建设无疑是具有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相信通过不同时代学者的研究，翻译学大厦一定会巍然耸立在世界学术之林里。

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很长时期以来，有一种不好的趋向，即将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割裂开来，认为搞实践的不必搞理论；搞理论的也不必搞实践。有的不仅嘴上这么说，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也常常会这么做。我们看到有的人搞翻译理论研究，但研究论文确实与翻译实践脱钩，对实践活动无甚指导价值；有的搞了不少的翻译实践，但在理论研究方面，无甚建树。这些现象对翻译学的建设都是不利的。翻译学大厦的竣工不是一两个学者就能完成的，它需要多人参与建设。大家要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精神，既搞实践，又热衷于理论研究，这样才能使翻译学学科完好地建立起来。

理论是来源于实践的，它对实践又会具有指导意义。翻译理论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翻译实践的基础上，这样的理论才能是经得起风雨的，才能对翻译学建设具有指导作用。一些空洞的理论，尽管看上去深刻，但对实践无用，因而对译学建设也没有什么价值。学好理论、掌握了丰富的翻译思想，这样我们在翻译实践中就能做到熟练自如、得心应手。

对于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的关系，有的同志同意上述观点，认为研究翻译理论是必要的，同时翻译实践也要做好。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性。同时她还补充道，目前，人们对翻译的认识有变化，翻译研究已转向描写性研究。理论与实践要并重。搞理论还要联系实际。

有的人还就目前人们在翻译研究中总是乐于借鉴其它学科提出了疑问。对此，有的同志指出，在以往的翻译研究当中，人们一般是从不同的人，尤其是名家的翻译实践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但从把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角度来看，只谈些规律性的准则、方法是远远不够的，这时，要将翻译研究引向深入，就必须从它学科角度来看翻译，从它学科中吸取营养来丰富翻译研究的理论，提高翻译实践的水平。这样翻译研究也才能上升至学科的层次。否则，翻译研究难以成为具有体系性、科学性的学科。

有的同志谈到了许渊冲先生的翻译。对许渊冲提出的译文要战胜原文，胜过原文，翻译如同青年人谈恋爱，要带有情感的观点甚是欣赏。对此，有的同志提出了某些人常有的疑虑，即许渊冲的这些观点会不会有违翻译的忠实性原则。有同志答道，翻译中，译文即使战胜了原文，也不一定不忠实。还有人补充认为，许的观点，主要是针对文学翻译，尤其是诗词翻译的。对于什么是好翻译，一般没有固定的标准，有时要看翻译的目的，译文读者的审美需要。

科技翻译不太适用许渊冲先生的上述理论，因为，科技翻译强调信息忠实。有的人还就自己所从事过的学术著作的翻译谈了一些体会。翻译学术著作，要查阅很多的相关专业的资料，不查阅资料，无法进行有效的翻译。在翻译时，还会遇到一些重要的学术概念和术语，这要求译者能理解透彻。在学术著作翻译中，有时还会遇到一些与学术著作不同的文体，如诗歌。这时就要求译者能从别处查阅到该诗的译文；若查阅不到，译者要能凭借自身的语言文化修养将之成功译出，这会有较大难度。在学术著作翻译中，风格把握很重要，词要正式、规范，句子结构要正规，总之，学术著作翻译总体上来说不同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口语会话的翻译。

有的同志还就直译、意译的关系提出了疑问。翻译时，是采用直译好呢，还是意译好。直译过分了，语句不通顺；意译过分了，原文的信息有遗失或有添加。在翻译时，究竟该用哪种译法。有的同志答道，这要看翻译的目的。还有的译者会为了迎合读者的需求而采用意译。鲁迅先生一般用直译法的多，他的译文能给读者带来很多的信息。直译、意译两个方面不能走极端，直译不能变成让人读不懂的死译，意译也不能变为创作。直、意译要把握好度，不能偏向哪一方。

从直、意译，大家又谈到了归化、异化。有的同志认为，直、意译主要是从语言的层面来谈的，而归化、异化则是从文化的层面来谈的。是趋向于归化的译文，还是异化的译文，这关键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

有的人就某些译者会将现代英语诗译成汉语古体诗，提出了疑问，问这是否合适。对此，有的同志指出，这不合适，现代英语诗应译为现代汉语诗，如果译为汉语古体诗会误导汉语读者，以为原文作者或许生活在古代，或西方要比中国在文化上落后了。翻译时，要考察原文作者的人生观、世界观，这些会决定译者的选词用语，也会照顾到原文的风格。

有的同志指出，日本文化根在中国，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甚为景仰，吸收中国文化的因素多。对此，有同志问道：在日汉、汉日翻译中，一般是用直译多，还是用意译多？有的日语教师答道：翻译时，要看原文的文体。文学文体，意译多；而商务信函文体，直译多。但是日本的俳句，因其中会用中国的五言文体，翻译时一般要译成中国古体诗。

在对英汉语进行对比时，一般我们认为，英语重形合，而汉语则重意合。那么，在对日汉语作对比时，两种语言是否也有这样区别性的特征呢？日语吸收了汉语很多的特征，包括词法、句法、语法等，因此它也有重意合的特点，但近代以来，日语同汉语一样，也受西方语言的影响，在句法、语法方面也有重形合的趋向。

在日汉翻译方面，译者们应努力跟上时代的脚步，因日汉翻译无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与英汉翻译存有很大的距离。日汉翻译必须借鉴英汉翻译。在理论研究方面，要立足于翻译实践，因搞纯理论研究是行不通的。日汉翻译研究也应理论与实践并重。

有的同志是从事翻译教学的，他们认为，翻译教学中最为头疼的是如何让学生打好扎实的语言基本功。语言基本功不是一天半月就能打牢的，这里的语言除了英语而外，还牵涉到汉语。打好两种语言的基本功，需要长期的学习、训练和研究。

最后，有的同志就翻译研究能否成为一门学科谈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目前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之间的距离太远。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都需要方法论的指导。翻译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它太需要多种学科的知识营养；跨学科研究难以使翻译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为目前的跨学科研究搞得并不扎实。很多学者乐于结合它学科的理论知识谈论翻译问题，但对它学科知识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翻译偏实践运用，在理论上不成体系，没有自己的东西。目前，翻译与它学科之间属于一种合作性的关系，非渗透性的关系，而且合作的面比较窄小。因此，严格地来说，目前有些翻译研究还称不上跨学科研究，因两学科之间的相互深透不够。

座谈会开得很热烈，大家能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翻译研究和外语教学的体会深入地探讨翻译问题。翻译研究上的问题，历来争议颇多。对有些问题进行讨论、争辩有助于将翻译研究上的一些问题引向深入，将翻译研究上的一些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的问题搞清楚、搞透彻，也有助于人们进一步提高翻译实践的水平，并对与翻译有关的一些实际问题，包括其它学科里面的一些知识有更深一步的了解。说目前有些翻译研究尚称不上跨学科研究，说得虽有点偏激了些，但它能激发、促使翻译研究者们进一步加深、拓宽自己的研究，使自己的研究能更上一个层次。翻译确与很多学科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如此。但它在具体的研究和实践中，牵涉到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牵涉到它们之间的转换，这一特点是很多与它有密切联系的学科所不具备的。因此将这一专业单列出来，让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的。只是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在体系性、科学性方面还相对比较薄弱。研究的历史很长，但学科并不成熟。